柳公权十大书法作品

《蒙诏帖》，墨迹纸本，又名《翰林帖》，高26·8厘米，长57·4厘米，大字行书，计7行，27字，书于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为柳公权写的一通信札，告诉对方自己年老体衰，能力有限，虽然有个闲官职位，可也不能为别人办什么大事，请谅解自己的难处。且帖后钤有“绍兴”、“韩世能印”、“冯氏鹿庵珍藏图书籍印”、“安岐之印”等鉴藏印，说明曾经宋内府、明韩世能、清冯铨、安岐收藏，以后又入清内府，曾刻入《三希堂法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于皇宫禁地，碑石大小不明，由崔铉撰文、柳公权书丹而成，属于楷书书法作品，记录了回纥汗国灭亡及安辑没斯来降等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书法结构严整，具有“瘦硬通神，刚柔相济”、“冲宫紧聚，四面开张”、“峻峭险劲，静中求动”、“大小兼备，纵横交错”的风格特点，充分体现了“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色，加之此碑刻工精良，拓本与真迹无异，故后世奉为柳书代表作。

《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是唐会昌元年（841年）由时任宰相的裴休撰文，书法家柳公权书丹而成楷书书法作品，为柳公权书法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柳体”书法的完全成熟，历来被作为初学书法者的正宗范本，对后世影响深远。此碑帖共28行，每行54字，主要叙述大达法师在德宗、顺宗、宪宗三朝所受恩遇，以纪念大达法师之事迹而告示后人，现今保存于西安碑林第二室。

《送梨帖跋》是柳公权五十一岁时在王献之《送梨帖》后写的跋文，为小楷四十三字。此跋没有碑版中字的拘谨，没有怒张之筋骨，也没有平正均匀之苛求，而是一任自然，笔致含蓄，自有真趣。柳公权书法大多见诸碑刻，《送梨帖跋》是其存世墨迹仅有的二帖之一(另一帖为《蒙诏帖》)，虽字数不多，却因其墨迹少见，而被世人誉为“神品”。

《冯宿碑》又称《尚书冯宿碑》、《梓州刺史冯宿碑》、《赠吏部尚书冯宿神道碑》等，唐开成二年（公元873年）五月立于万年县（今西安市），由王起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属于楷书书法作品。此碑高3.14米，宽1.04米，共41行，行83字，原石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拓本。该碑笔法圆润之处颇似虞世南，其结体虽仍比较宽博端正，但已经不像《钟楼铭》那样瘦劲，整体书法爽利快健，神采飞扬，似乎在预示一种更为精炼的“柳体”即将孕育而出。

《金刚经刻石》为柳公权正书，刻为横石，共十二块，每块石上共十七行，每行十一字，是柳书早期书法代表作，可惜由于战争或是其它原因，这些石碑早在宋代就已经毁坏，并没有留下原石踪迹。值得庆幸的是，敦煌石窟中发现了这些石碑《金刚经》的拓本，一字不落，一页不漏，现藏巴黎博物馆。柳公权楷书《金刚经》全卷5162字，下笔精严不苟，笔道瘦挺遒劲而含姿媚；结体缜密，以纵长取形，紧缩中宫，开展四方，清劲而峻拔，堪称唐代楷书的绝诣。

《钟楼铭》又称《回元观钟楼铭》，全称《大唐回元观钟楼铭》是柳公权58岁时所书的楷书碑文，也是现存柳碑中最完整的碑刻，由令狐楚撰文、邵建和刻字，共四十一行，行二十字。此碑记述了唐回元观的历史沿革，简练而隐晦的提到了回元观是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宅第，碑文风神烁烁，一笔不苟，其用笔重骨力，以方笔为主，辅以圆笔，劲利清健。该碑于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立于万年县（今西安市），1986年11月在西安市和平门外太乙路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九疑山赋》是唐朝状元李郃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书写，歌颂九疑山舜帝陵的“三绝”书法。此赋通篇601字，字字用笔一丝不苟，肥瘦得中，血肉俱美，可以说是无笔不妙，有拓本存世。该赋写于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晚于名作《神策军碑》、《玄秘塔碑》1至3年，是柳公权在其作品最鼎盛时期所书。

《十六日帖》是柳公权行草书法代表作之一，原本为墨迹作品，已佚，宋人曾刻入《大观太清楼帖》，今《大观帖》碑石大多不存，但尚有拓本存世，其中《临川李氏本》和《清代·杨氏本》两个版本的拓本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司徒刘沔碑》又称《刘沔神道碑》、《刘沔碑》、《太子太傅刘沔碑》，全称《唐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傅致仕上柱国彭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徒刘公神道碑铭并序》。此碑由韦博撰文、柳公权书丹、元度摹勒并篆额，属于楷书书法作品，共三十七行，行六十五字，现收藏于陕西省永寿县县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