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篆书名帖

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峄山刻石》又名《峄山石刻》、《峄山碑》、《峄山铭》等，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传为李斯所书，属小篆书法作品，与《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峄山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诏”）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共144字，赞扬秦始皇的正义战争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后半部分（“二世诏”）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共79字，记录了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况。

散氏盘，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并称为晚清四大国宝，均以长篇铭文和精美书法著称于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有人认为作器者为夨，又称作矢人盘。刻在其上的《散氏盘铭文》共19行357字，内容为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地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为西周时期粗犷遒劲的金文书法，是学习大篆的极好范本，与毛公鼎铭文、大盂鼎铭文并称为金文瑰宝，堪称西周晚期青铜器时代书法艺术的巅峰代表之作。

《祀三公山碑》又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山碑》，是刊刻于东汉元初四年（117年）的一方碑刻，属缪篆书法作品。此碑为长方形，高1.7米、宽0.7米、厚0.25米，碑文共10行，共200字，主要记述常山相陇西冯君为消除天灾人祸、国泰民安而祭祀三公山神的活动，现位于河北元氏县封龙山南麓。在书法上，此碑碑文是由篆入隶之作，字体非篆非隶，盖兼两体，以隶势作篆，以方笔写篆书，方圆兼备，峻利茂密，开篆法用笔新境界。

《泰山刻石》又名《封泰山碑》，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传为李斯撰文并书丹，属小篆书法作品，与《峄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原刻石总共222个字，四面均有刻词，其中的三面是赞颂秦始皇的统一大业的功绩，另外一面是秦二世的诏书。刻石原立于山东泰安市泰山山顶，经历泰山之顶千年的风吹雨打，无人看管的境遇之后，而遭到了严重的损坏，曾经高约1.6米的石碑，残高变成了1.3米，原本的铭文也已经破损模糊，仅少数字可清晰辨认，残石现存山东泰安市泰山岱庙东御座院内。

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92年)立，无撰书人姓名，1929年河南省洛阳偃师市城南辛家村发现，国宝级文物，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碑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碑文共10行，满行存15字，内容主要记载袁安的生平，与《后汉书•袁安传》基本相同，但较简约。此碑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用篆书写就的汉代墓碑，亦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为汉代小篆书法的杰作，在汉代小篆中堪称第一。

《铙歌册》是清代篆书大家赵之谦早年书风初成时期的作品，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册用汉篆法，又有隶书笔法融汇其中，起笔处多方隽，复具魏碑书法特色，由此可见赵氏书法融铸古今、各体杂揉、终为己用的独特书法面貌。在书法上，通篇结字略长，中锋用笔，沉实厚重，精气内敛，是赵之谦篆书代表作之一，也是其为习书弟子所书范本。

《三坟记》是唐代篆书大家李阳冰的代表作，于唐大历二年刻，原石早佚，现存为宋代重刻本，收藏于陕西省西安碑林。此碑刻两面，共23行，行20字，碑文叙述的是立碑人李季卿迁葬他三个哥哥的事情。在书法上，其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修长，线条遒劲平整，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婉曲翩然。

《吴均帖》全称《梁.吴均与朱元思书帖》，是清代篆书大家吴让之的代表作，文本内容为南朝梁文学家吴均的一篇骈体散文，是其写给好友朱元思的一封书信，描绘了浙江境内富春江自富阳至桐庐一段沿岸的秀丽风光与所见所闻。此文仅用一百四十余字，便生动逼真地描绘出富春江沿途美丽风光，被后人称誉为写景的精品美文，吴让之深受此文感染而以篆书形式书写出全文。该篆书深得邓石如神髓，形体修长秀美，婀娜多姿，十分秀丽，是学习篆书必临的名帖之一。

《白氏草堂记》是清代篆书大家邓石如的代表作，为篆书六条屏，作于1804年，每屏纵180余厘米，横46厘米，现藏于日本。《白氏草堂记》是邓石如晚年所作，其之书风既盎然着浓浓的古气，又洋溢起阵阵新意；既老成持重，又清秀洒脱；功与情致并重，行气整饬工稳，体势森严刚毅，韵度豪迈醇厚，堪称是邓石如小篆的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