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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常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成人》）。
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并在南京从杨文会居士学《楞严经》，后又就苏曼殊学英文。三年赴广州弘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
民国元年（1912），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虚从广州返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第二年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由于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乃辞去月刊总编职务，转入普陀山闭关潜修佛学。闭关两年间，深研佛学法相唯识诸宗经论，旁及中、西哲学诸论著，法学精进，深有所得。民国五年出关后，即赴台湾、日本考察佛教，进行讲学。
民国七年（1918）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诸名士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觉社丛书》为《海潮音》月刊。月刊持办30多年，从未中辍，成为中国持办时间最长，普及影响最广的佛教刊物。
民国十一年（1922），太虚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招收缁素佛教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培育一批德学兼备的僧伽人才。十二年夏，往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翌年夏，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太虚被选为首任会长。十四年往山西朝礼五台山，应山西都督、省长阎锡山之请，在太原宣讲佛学。同年10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自日本回国后，又应邀前往新加坡弘法。
民国十六年（1927），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太虚继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当即推举转逢和尚为代表，往上海敦聘太虚来厦就任。是年5月，太虚应聘来南普陀寺就职。由于他经常外出弘法，议定请转逢和尚都监，在他外出时代为掌理寺务和学院事务。十七年，太虚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是年秋，会泉法师鼓励并资助太虚出国考察讲学，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
民国十八年（1929），太虚游历欧美各国归来后，即来厦亲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事务，并倡议组织思明（厦门）佛教会。在厦期间，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以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嗣又通过佛教会的组织力量，对厦门一些规戒废弛的寺岩进行整顿。同时又对闽南佛学院的学制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增设研究生部，分立专修科系，由研究生员自由选修。还亲自为学僧讲学，要求学僧要"学行"双修，讲论《僧教育要建立在律仪之上》。并先后开讲《佛学之宗旨与目的》、《学僧佛学纲要》，又以《现代僧教育之危亡与佛教之前途》为题，极力反对士大夫经院式的法师传法的僧教育方式。鼓励学僧要以振兴佛教、昌明佛法为己任，养成刻苦耐劳的体魄和清苦淡泊的志愿，为兴教献身而勇猛精进。闽院经太虚的亲自教诲和整顿，院风院貌焕然一新，进而使学院成为全国一流的典型的佛教高等学府，蜚声中外，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僧大德。闽院毕业的学僧，遍布海内外，有的从事佛学研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大法师，如印顺论师等；有的住持名山巨刹，成为振兴佛教的栋才，如竺摩大师等。至今有些住持丛林禅院的高僧，犹是当年受太虚亲自教诲的学僧。
太虚在厦门，还经常应各界的邀请，到处讲学，如多次应邀赴厦门大学演讲，主题有《佛学在今后人世的意义》、《世界亚、欧、美佛教之鸟瞰》；为厦大心理学会讲《梦境》，为哲学系师生讲述《唯相、唯识学概论》等。此外，还为双十中学开讲《民国与佛教》；应鼓浪屿武荣中学之请讲述《释迦牟尼的教育》；于中华中学讲《欧、美佛教概况》；为厦门青年会开讲《新青年与救国之道德》；还在蔡吉堂居士的涌莲精舍，多次开讲《唯识十三论》等经学论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但仍与厦门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二十四年再度卓锡厦门讲学，在佛学会和闽南佛学院，开示论题为《佛学会与实现佛化》、《佛化与现代中国》和《法师与学僧应如何爱护学院》等。鼓励佛学会众会员，要把研究佛学与实现佛化人间的行为结合起来，为振兴佛教做贡献。谆谆教诲学院师生，要爱国爱教，树立为国家为佛教的兴亡而献身的精神。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太虚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首先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通电全国佛教徒，播讲《佛教与护国》的论述，动员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宣传工作以至地下斗争工作。并响应"航空救国"和"伤兵之友"等抗日爱国活动，募资捐款支援前线。二十八年，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侨、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三十二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将领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呼吁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太虚为现代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护教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培育僧才，整顿僧制更不遗余力。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等。抗战胜利后，受任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论》、《法理唯识学》和《真现实论》等等。后由其门下弟子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圆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厦门分得舍利多颗，三十七年由其皈依弟子蔡吉堂、许宣平、虞愚等为建舍利塔于虎园路半山堂。1984年迁建于南普陀寺后五老峰山顶太虚台上。太虚台前亭后塔，亭中立一石碑，高约2米，上镌当代画家丰子恺为太虚大师造像。造像法相庄严安详，神态栩栩如生。像下有书法大家虞愚题铭，铭志大师住世大德。
另外根据《佛光大辞典》记载：太虚大师为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锡兰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其造就培养之人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印顺、大醒、大勇等人。
其中以芝峰法师，法舫法师，大醒法师，法尊法师。此四位法师世称"太虚大师座下四大金刚"。
大师对于佛教改革的主张和实践是多方面的，而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这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归纳的："志在整兴佛教僧会，
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对此，他自述说："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也。"再进一步讲，此"志行之所在"，也是他"将奉之以尽此一报身，而为长劫修菩萨道之资粮者。"所以，从这两方面入手来探讨太虚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构想与贡献，无疑是最为恰当的。所谓整兴佛教僧会，就是要从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团）和在家的居士正信会两方面来整顿和振兴佛教。大师认为，在家信众和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圆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他主张以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的根本，培养善美的人伦道德，改善社会风尚。不过，与此相比，整顿僧伽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和根本，因为僧伽是"住持三宝之本"。早在1913年，大师在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就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这里，教理革命的中心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
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的中心是要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十方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佛教事业之用。
在这三大革命之中，大师又认为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所以，他在以后的实践中主要是从兴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的僧伽人材着手。由大师亲手创立、主持或讲过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当时，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还创办了许多佛学院。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泽惠及于今。
所谓"瑜伽菩萨戒本"，是指从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
初持瑜伽处戒品"中节录出的《菩萨戒本》。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统摄于教、理、行、果，而其要则在于行。行有无数量，而其本则在于戒。戒有种种，而其归则在于菩萨戒。大师之所以要以"瑜伽菩萨戒本"所示之菩萨戒为归，这是因为他认为，此戒以"饶益有情，专以舍己利他为事"，而这正是"菩萨之入俗，佛陀之应世"的根本宗旨。由此，他强调指出："必能践行此菩萨戒，乃足以整兴佛教之僧会"；反之，又"必整兴佛教之僧会，此菩萨戒之精神乃实现。"（《志行之自述》）基于以上对于佛教根本精神的认识，太虚大师指出，近代佛教应当朝着建设"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他在1928年发表的《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具体地阐发了建设人生佛教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从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将为提取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代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所建设起来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
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这是太虚大师构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虽说后来这些理想并未能实现，大师晚年还写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来总结过其中的教训。但是，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尝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以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地位便无处安置，更谈不上佛陀果成了。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本书选入的《真现实论》是大师为揭示佛教为一面向现实的宗教所做的理论论证，也是他建设人生佛教的理论基础。
太虚大师一生可书之行实极多，这里仅就一个方面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大师学识广博、思想深邃，他兼通内学外学、旧学新学，融会唯识中观、法性法相，在佛学和世学理论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深的见解。大师著述等身，今已由其弟子印顺法师等汇编成《太虚大师全书》，甚便研究。
凡六十四册，印顺主编。乃民国佛教主要推动者太虚大师之著述全集。内分佛法总学、五乘共学、三乘共学、大乘通学、法性空慧学、法相唯识学、法界圆觉学、律释、制议、学行、真现实论宗依论、真现实论宗体论、真现实论宗用论、支论、时论、书评、酬对、讲演、文丛、诗存等二十编。附册为印顺主编之太虚大师年谱上下册。
《太虚大师全书》已由宗教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共计35册。
《太虚大师全书》主要选自太虚大师创办的刊物《海潮音》，同时参照1946年出版的《太虚大师全书》，在尽量保持原著内容的基础上适当修订整理。全书共分法、制、论、杂4藏共20编1440多篇目，700多万字。为了让这部"真经"普度众生，《太虚大师全书》采用简体横版方式，方便阅读。
在《太虚大师全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海内外高僧大德的鼎力支持，或写回贺辞或撰写文章以示怀念。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广东云门大觉禅寺佛源和尚、弘一大师弟子梦参老和尚、中国佛学院传印法师、弘法寺本焕和尚、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等均为该书题辞！
太虚出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一个木工家庭，于襁褓中丧父，五岁时母改嫁，从小跟随外祖母生活，曾从其舅父就读于私塾，体弱多病，生活拮据。淦森曾跟随笃信佛道的外婆到九华山、普陀山等名山古刹进香，故对佛教素有好感。在小舅的指导下，淦森读书识字，并曾在百货商店当过学徒。
世间生活的困苦，使淦森对晨钟暮鼓的出家生活更加向往，1904年5月，淦森终于离开长安镇，最后在吴江平望小九华寺剃度出家，法名“唯心”，后由师祖奘年立表字“太虚”。同年12月，随奘年于宁波天童寺受戒，得戒师敬安法师，尊证师道阶法师。在传戒过程中，由于太虚记忆力超群，短时间内将各种戒本背得烂熟，答问自如，众戒师"咸以法器相许"。
随后几年，在敬安法师、歧昌法师、道阶法师等高僧的教导下，太虚开始学习经论，包括《法华经》、《楞严经》等，同时也翻阅了许多传记，包括《指月录》、《高僧传》、《弘明集》等。由于太虚记忆力超常，口才出众，众名师对其多有属意。
1907年，太虚前往慈溪西方寺阅大藏经，阅《大般若经》有悟。1909年来到南京，就读于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祇洹精舍。
1908年，在僧人华山的影响下，太虚阅读了不少革命著作，包括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弟子书》等。同年夏，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开始与革命党人来往。
1910年应栖云邀请，前往革命党人云集的广州，于寺院狮子林设佛学精舍讲学，后任双溪寺住持，期间阅读了托尔斯泰、巴枯宁、马克思等人的译著，与革命党人多有交往，并且不时参预革命党的秘密集会。1911年4月，同盟会黄花岗起义爆发，旋即失败，太虚作诗《吊黄花岗》，内有“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出一烈字”，后被官方察觉，派兵围捕，太虚避居《平民报》报馆。
国家的命运
清朝后期，传统的以儒教思想为主导的集权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暴露出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上层统治阶级占据着大部分的土地，腐败堕落；广大的下层百姓，在苛捐杂税、传统伦理的压榨下，在绝望中奄奄一息。作为近代科学发展典范的欧美，在对贫穷国家方面，并没有施以援手，反而更加贪婪地掠夺这些弱势国家的物质利益，这使得贫苦的中国民众更加雪上加霜。
同治年间，洪秀全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号，发动起大批贫农进行暴乱，一度占据了中国东南部的十多个省份，所到之处，寺院、道观这些他们看来的"异教"，都一概摧毁，这场长达十多年的暴乱，几乎造成传统文化（包括佛教）的断层。
佛教的命运
佛教在这样的动荡不安中，亦是日趋没落。由于取消了考试取僧的制度，僧人文化素质良莠参杂。在宗法社会的阴影下，原本鲜活的佛教体制，演变为"子孙庙"、"房头患"。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僧人不是忙于经论学习、参禅修持，而是汲汲于赶经忏，沦为职业治丧者。
整个社会在要求革新，上层士大夫也在尝试改良，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佛教，制造舆论，鼓吹占寺夺产来兴办教育。面对这样的情势，有识之士纷纷采取措施来挽救佛教。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了大量急缺的佛教典籍。有的地方开始尝试建立佛教组织，来为佛教呼吁；建立新式的佛教教学机构，培养宏法的人才。太虚法师，在这两个方面，都努力地进行了探索与开拓。
组织佛教
"大闹金山"事件
1911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太虚随后在南京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于毗庐寺设立筹备处。在社会党成员的引荐下，孙中山在总统府接见了太虚，并托其秘书马君武与之详谈。太虚详细阐述了佛教改革、筹备协进会的情况，得到马君武的赞可。
此时，祇洹精舍的同学仁山也来到南京，他准备上书教育部，要求将金山寺改办成僧学堂以早就僧才。在于太虚商议后，决定同往镇江，联合众人，召开协进会的成立大会，共图改革大业。
1912年1月，太虚等人抵达金山寺，他们拜访了方丈青权、知客霜亭等，讨论协进会事宜。由于改革佛教的主张，可能会触及守旧势力的利益，而且仁山与这些人早有宿怨，但青权等人碍于革命风潮、太虚等人多势众，协进会还是在金山召开了。
与会者僧众有二三百人，各界来宾有三四百，其中以社会党人为多，太虚被推选为会议主席，讲明设会宗旨，宣读会章，接着仁山发言，他指责传统的剃度制、子孙住持制，认为其压制有识僧人的成长，要求予以废除。扬州僧人寂山随即登台演说，批驳仁山无端冒犯祖制，胡作非为。仁山听罢，怒火中烧，再次登台，历数扬州、镇江诸山长老昏庸无能、专谋私利。仁山的发言，受到了来宾的欢迎，仁山趁机提出，要以金山寺开办佛教学堂，全部寺产充作办学经费，方丈青权表示无法忍受，寂山高声呼打，但由于社会党人压阵，甚至有人用手杖击打寂山头颅，青权等人最后只好忍耐表面接受。
太虚对混乱的会场，自觉不妥，随后宣布散会。当晚，仁山带领二十多个同学接管金山寺。太虚将镇江诸事务交付仁山住持，自己回到南京。几天后，霜亭带领几十个人趁夜进入佛协会，将仁山等人打成重伤。在舆论的谴责下，青权、霜亭等人被判刑，但随后因为政府大赦，青权等人又回到金山寺，重新担任住持。
协进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则事件，太虚虽然名声大震，但名誉受到了影响。
1914年至1916年间，太虚在浙江普陀山闭关于锡龄禅院，由印光为其封关。
出关后，太虚赴日本、台湾和东南亚考察当地佛教，回国后鼓吹佛教革新，创办《觉社书》杂志，后改名《海潮音》月刊。1920年，太虚前往武汉讲解心经，受到当地僧众拥戴，成立汉口佛教会。
武昌佛学院
1921年，住持杭州净慈寺，后因受到非议，年底再次前往武汉，受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之聘，讲解哲学和因明学。1922年，任武昌佛学院院长，次年创建世界佛教联合会，任会长。1928年，出访欧洲，传播佛教教义。
厦门闽南佛学院
重庆汉藏教理院
期刊
《海潮音》
桃李天下
印顺导师、东初长老、大醒法师
晚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东南亚各地组织当地华侨募捐，支持抗战。1943年，和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人成立宗教联谊会。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授予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1947年3月17日，太虚在上海玉佛寺因脑溢血圆寂，葬于浙江奉化雪窦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