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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条辨》，清代吴瑭（鞠通）著（1798年），为温病通论著作。该书在清代众多温病学家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完全独立于伤寒的温病学说体系，创立了三焦辨证纲领，为温病创新理论之一。在温邪易耗伤阴液思想的指导下，吴鞠通倡养阴保液之法，并拟订了层次分明的温病治法方药体系，故《温病条辨》被称为清代温病学说标志性著作。
《温病条辨》仿《伤寒论》体例，分条列论，以求简要易诵，又恐简而不明，且免后人妄注，于是吴瑭在各条之下详加辨析议论，故以“条辨”命名。共6卷，另有卷首1卷。卷首为“原病篇”，引《内经》以求温病之原始。正文前3卷为全书的中心，专论温病。此3卷依次分上、中、下三焦设立篇目，分别论述三焦温病，并出治法。卷4为“杂说”，论救逆及病后调治法。此后附“解产难”（论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诸症）、“解儿难”（论小儿急慢惊风痘症等）二篇（原作一卷，后析为卷5、卷6）。
《温病条辨》最主要的成就在于吴氏建立了完全独立于伤寒的温病学说体系，创立了三焦辨证纲领，由上及下、由浅入深，旨在“认证无差”。吴氏认为，伤寒六经辨证都是由浅入深，但六经是由表入里，须横看；三焦辨证则由上入下，须竖看。两种辨证体系有对立统一、一纵一横之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该辨证体系与张仲景伤寒六经辨证、叶天士温热卫气营血辨证理论互为羽翼，成为温病创新理论之一。
在治法上，吴氏以温邪易耗阴液为立法的依据，倡导养阴保液之法，并据临床实践，提炼叶天士医案温病治法，化裁处方，以切实用。如分出清络、清营、育阴多种治法；又以银翘散为辛凉平剂，桑菊饮为辛凉轻剂，白虎汤为辛凉重剂，使温病治法用方层次清晰。
吴鞠通谓前贤之中，元代王履（安道）虽能辨证温病，但论之未详；明末吴又可区分伤寒、温病，但立法欠精纯；清代叶天士立论精细，但立法甚简，皆未能透达圆满。于是吴氏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个人心得，统论温病，而成此书。
吴瑭（1758—1836），字鞠通，淮阴（今属江苏）人。19岁时其父因病而死，伤痛之余，遂广购方书。研读中见张仲景《伤寒论》序中有“外连荣势，内忘身命”之论，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医术。4年后，其侄子病温，随后死于发黄，这一刺激更坚定了吴氏研究温病的决心。又过了3年，吴瑭至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得览明季吴又可《温疫论》，于是专心于温病诊治。经过10年的钻研，吴氏已有很多心得，但从未敢轻易治疗一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北京温疫大行，吴瑭才一展身手，救治了数十人。长期的阅读积累，又经过成功的临床实践，吴瑭开始著书立说。嘉庆三年（1798年），吴氏将书初步完成。直到嘉庆甲子年（1804年），吴氏将此书展示给友人徵保。再经过10年，书终告完成，并刊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
该书内容全面系统，理法方药齐备，切合临床实用，为清代温病学说标志性专著，后世将此书视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作为中医必读之书。
《温病条辨》由问心堂初刊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此后翻印、增批评注近百次。
《温病条辨》有多种现代校点本，以道光十六年（1836年）刊本为底本，2007年张志斌以嘉庆十八年（1813年）问心堂初刊本为底本校点出版，收入《温病大成》一书。书评、序言
天以五运六气化生万物，不能无过不及之差，于是有六淫之邪，非谓病寒不病温，病温不病寒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发明轩岐之奥旨，如日星河岳之丽天地，任百世之钻仰，而义蕴仍未尽也。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于六淫也。奈后之医者，以治伤寒之法，应无穷之变，势必至如凿枘之不相入。至明陶节庵《六书》，大改仲景之法，后之学者，苦张之艰深，乐陶之简易，莫不奉为蓍蔡，而于六淫之邪，混而为一，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说，视如土苴矣。余来京师，获交吴子鞠通，见其治疾，一以仲景为依归，而变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离乎法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温病条辨》七卷，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一一条分缕析，莫不究其病之所从生，推而至于所终极;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以肆，俾二千余年之尘雾，豁然一开。昔人谓仲景为轩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余少时颇有志于医，年逾四十，始知其难，乃废然而返。今读鞠通之书，目识心融，若有牗其明而启其秘者，不诚学医者一大快事哉!爰不辞而为之序。
嘉庆辛未四月既望宝应朱彬序
温病条辨汪叙
昔淳于公有言: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何也?六气之中，君相二火无论已，风湿与燥，无不兼温，惟寒水与温相反，然伤寒者必病热，天下之病，孰有多于温病者乎?方书始于仲景，仲景之书专论伤寒，此六气中之一气耳。其中有兼言风者，亦有兼言温者，然所谓风者，寒中之风，所谓温者，寒中之温，以其书本论伤寒也。其余五气，概未之及，是以后世无传焉。虽然，作者谓圣，述者谓明，学者诚能究其文，通其义，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气可也，以治内伤可也。亡如，世鲜知十之才士，以阙如为耻，不能举一反三，惟务按图索骥。盖自叔和而下，大约皆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疴，御风以絺，指鹿为马，迨试而辄困，亦知其术之疏也。因而沿习故方，略变药味，冲和、解肌诸汤，纷然著录。至陶氏之书出，遂居然以杜撰之伤寒，治天下之六气，不独仲景之书所未言者，不能发明，并仲景已定之书，尽遭窜易。世俗乐其浅近，相与宗之，而生民之祸亟矣!又有吴又可者，著《温疫论》，其方本治一时之时疫，而世误以治常候之温热。最后若方中行、喻嘉言诸子，虽列温病于伤寒之外，而治法则终未离乎伤寒之中。惟金源刘河间守真氏者，独知热病，超出诸家，所著《六书》，分三焦论治，而不墨守六经，庶几幽室一灯，中流一柱。惜其人朴而少文，其论简而未畅，其方时亦杂而不精，承其后者，又不能阐明其意，裨补其疏，而下士闻道，若张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于是其学不明，其说不行。而世之俗医，遇温热之病，无不首先发表，杂以消导，继则峻投攻下，或妄用温补，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己过。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夜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我朝治洽学明，名贤辈出，咸知溯原《灵》、《素》，问道长沙。自吴人叶天士氏《温病论》、《温病续论》出，然后当名辨物，好学之士，咸知向方，而贪常习故之流，犹且各是师说，恶闻至论，其粗工则又略知疏节，未达精旨，施之于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吴子，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学不厌，研理务精，抗志以希古人，虚心而师百氏，病斯世之贸贸也，述先贤之格言，摅生平之心得，穷源竟委，作为是书，然犹未敢自信，且惧世之未信之也，藏诸笥者久之。予谓学者之心，固无自信时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竟无应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溺救焚，岂待整冠束发，况乎心理无异，大道不孤，是书一出，子云其人，必当旦暮遇之，且将有阐明其意，裨补其疏，使夭札之民，咸登仁寿者，此天下后世之幸，亦吴子之幸也。若夫折杨皇荂，听然而笑，阳春白雪，和仅数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当世，岂不善乎！吴子以为然，遂相与评骘而授之梓。
嘉庆十七年壮月既望同里弟汪廷珍谨序
温病条辨徵序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医，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智之所到，汤液针灸任施，无处不当;否则卤莽不经，草菅民命矣。独是聪明者予智自雄，涉猎者穿凿为智，皆非也。必也博览载籍，上下古今，目如电，心如发，智足以周乎万物，而后可以道济天下也。在昔有熊御极，生而神灵，犹师资于僦贷季、岐伯，而《内经》作。周秦而降，代有智人。东汉长沙而外，能径窥轩岐之壶奥者，指不多屈。外是纚一家言，争著为书，曾未见长沙之项背者比比。所以医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伤寒，人皆宗之。自晋王叔和编次《伤寒论》，则割裂附会矣。王好古辈著《伤寒续编》、《伤寒类证》等书，俗眼易明，人多便之。金元以后，所谓仲景之道，日晦一日。嗟夫!晚近庸质，不知仲景，宁识伤寒?不知伤寒，宁识温病?遂至以治寒者治温。自唐宋迄今，千古一辙，何胜浩叹!然则其法当何如?日:天地阴阳，日月水火，罔非对待之理，人自习焉不察;《内经》平列六气，人自不解耳。伤寒为法，法在救阳;温热为法，法在救阴。明明两大法门，岂可张冠李戴耶!假令长沙复起，必不以伤寒法治温也。仆不敏，年少力学，搜求经史之余，偶及方书，心窃为之怦怦，自谓为人子者当知之，然有志焉而未逮也。乾隆丁未春，萱堂弗豫，即以时温见背。悲愤余生，无以自赎，誓必欲精于此道。庐墓之中，环列近代医书，朝研而夕究，茫茫无所发明。求诸师友，浏览名家，冀有以启迪之，则所知惟糟粕。上溯而及于汉唐，洊至《灵枢》、《素问》诸经，捧读之余，往往声与泪俱。久之别有会心，十年而后，汨汨焉若心花之漫开，觉古之人原非愚我，我自愚耳。离经泥古，厥罪惟均，读书所贵，得间后可。友人吴子鞠通，通儒也，以颖悟之才，而好古敏求，其学医之志，略同于仆，近师承于叶氏，而远追踪乎仲景。其临证也，虽遇危疾，不避嫌怨。其处方也，一遵《内经》，效法仲祖。其用药也，随其证而轻重之，而功若桴鼓。其殆智而勇，勇而仁者哉!嘉庆甲子，出所著治温法示余，余向之急欲订正者，今乃发复析疑，力矫前非，如拨云见日，宁不快哉!阅十稔而后告成，名曰《温病条辨》。末附三卷，其一为条辨之翼，余二卷约幼科、产后之大纲，皆前人之不明六气而致误者，莫不独出心裁，发前人所未发。呜呼!昌黎有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圣弗传。”此编既出，将欲悬诸国门，以博弹射。积习之难革者，虽未必一时尽革，但能拾其绪余，即可为苍生之福。数百年后，当必有深识其用心者夫!然后知此编之羽翼长沙，而为长沙之功臣，实亦有熊氏之功臣也。是为序。
嘉庆癸酉仲秋谷旦苏完愚弟徵保拜书
问心堂温病条辨自序
夫立德立功立言，圣贤事也，塘何人斯，敢以自任?缘塘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塘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苫块之余。至张长沙“外逐荣势，内忘身命”之论，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越四载，犹子巧官病温。初起喉痹，外科吹以冰硼散，喉遂闭，又遍延诸时医治之，大抵不越双解散、人参败毒散之外，其于温病治法，茫乎未之闻也，后至发黄而死。塘以初学，未敢妄赞一词，然于是证，亦未得其要领。盖张长沙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经》，为后世医学之祖，奈《玉函》中之《卒病论》，亡于兵火，后世学者，无从仿效，遂至各起异说，得不偿失。又越三载，来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备者，盖不可得，其何以传信于来兹!塘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然未敢轻治一人。癸丑岁，都下温疫大行，诸友强起塘治之，大抵已成坏病，幸存活数十人，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因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名曰《温病条辨》，然未敢轻易落笔。又历六年，至于戊午，吾乡汪瑟庵先生促塘曰:来岁己未湿土正化，二气中温厉大行，子盍速成是书，或者有益于民生乎!塘愧不敏，未敢自信，恐以救人之心，获欺人之罪，转相仿效，至于无穷，罪何自赎哉!然是书不出，其得失终未可见，因不揣固陋，黾勉成章，就正海内名贤，指其疵谬，历为驳正，将万世赖之无穷期也。
